东方瘟疫横行，西方巨星陨落。这个庚子年，一开局就进入了Hard模式。

肺炎疫情肆虐，舆情铺天盖地。

目前有两股“病毒”。从中可以窥探到病毒传播的规律，一场大型的实战推演。一股是肺炎病毒。一股是关于肺炎疫情的传播。

比疫情本身更可怕和可悲的是，在广大医护人员奋战在一线、全国各方急援疫区的同时，有的人却在趁乱收割智商税。 

最近，关于是否可以“发国难财”这一话题，在学术圈引发了争议。虽然学术讨论无禁区，但在当前的这个非常时刻，一些网红“经济学家”发出的声音却显得格外刺耳。

他们认为：“发国难财”是可取的，甚至还引用了一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话，为“发国难财”的人辩护。他们表示，“发国难财”是增加供给的最好办法，不但不该受罚，还应得到奖章。

他们的理由有很多，其中重要的观点就是：“发国难财”能够让市场更有效率。这与当年某网红“经济学家”认为“春运的时候提高票价就可以解决买票难的问题”的观点，可以说有异曲同工之“妙”。

如果只是个别的人、个别的号说点傻话，那也不值得反驳。但这一次，为支持“发国难财”发声的，却是公众们熟悉且关注度较高的“经济学家”，实在令人忍不住叹息。

抛开第一眼的反感情绪，我们来简单分析一下“发国难财”的经济学逻辑。前提是国难，不过是自然灾害还是外敌入侵，从经济学角度上看，会产生供给不足，因此就有需求得不得满足的情况。按照经典经济学理论，在此时通过价格手段调节供需关系，没毛病。然而问题出在需求类型上，国难当头，都是要命的需求，而供给侧因为各种险阻和制约迟迟供应不上来，那仅用价格手段调节真的好吗？商人能看到个体需求并通过满足个体需求获得回报，但对于社会需求则难以判断且更难获得回报了。

经济学站在个体需求的角度，对这种经济行为当然无可厚非；道德站在社会需求的角度，当然唾弃这些发国难财的商人，因为他们伤害了社会利益。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某地大水绝收，灾民遍地，粮商囤积居奇，准备高价卖粮，同时低价收购农民土地，或借出高利贷剥削农民的未来收入。生存是第一需求，需求决定价格，卖儿卖女卖老婆为求一碗粥喝有问题吗？然后民不聊生，只能造反，天下十室九空，王朝更替，昔日农夫商人均成白骨。

你看，从经济学角度，在这个例子中，粮商的行为完全遵循经济学规律，也获得了经济学回报，从经济学角度，确实无可指责。但是，学过经济学101（经济学入门初级课程）的人都知道，价格只有在市场能维持运行的时候才能起到调节的作用。在“国难”来临这种极端情况下，市场已经完全失灵，或者说压根就没有市场，价格信号失灵并已经不能起作用，只能靠政府甚至暴力机构（警察甚至军队）来维持运行。一旦经济问题变成政治问题，那些“看不见的手”、“自我调节”、“资源有效配置”，就都变成了纸上谈兵。

况且，人类社会是个复杂系统，受各种规律混合起来一起支配，不是只受经济学支配。正常时期的商业活动中，比如滴滴打车忙时加价，这属于合理的市场调节，无可指责。但是，“发国难财”特指重大社会危机时刻任意加价的行为。这种行为已经突破了一个社会约定的公序良俗和道德底线，。这个时候，只有依靠政府有形之手和社会公益力量来快速覆盖由市场失灵带来的供给缺口。

在重大社会危机面前，人的行为不是只受经济学规律支配的。如果这个世界只有经济学，那危难时刻不记报酬、无惧生死、挺身而出的医护人员就无法用经济学逻辑解释了。

生命权是每个人的基本权益，不属于高层次需求，这不是开豪车住豪宅，谈不上谁最需要、谁不那么需要，大家同样需要。

如果用哄抬价格来实现貌似合理的分配，结果必定是富人活下来，穷人都去死，一段时间之后，富人雇不到员工，卖不出商品，企业效益骤降，国力将被大幅削弱，真到那个时候，发国难财的商家就是历史的罪人了。

所以说，激励商业世界的不仅仅只有利润，还有社会责任和荣誉感，以及对同类不可遏制的同情。

同理，在分析和解释经济世界运转规律的时候，除了象牙塔里的知识，经济学家还应该守住基本的道德和伦理的底线。

在当下的危机时刻，防止疫情扩散、尽可能减少损失、保障国民安全，这是所有人的共同目标。每天的新闻里都能看到：奔赴一线的医护人员放弃了与家人团圆，不分昼夜地付出；修建“小汤山”医院的工程队放弃了与家人团圆，日以继夜地努力；研究疫苗和药物的科学工作者放弃了与家人团圆，马不停蹄地奋斗；跟踪事件进展的媒体放弃了与家人团圆，通宵达旦地拼搏。

作为一名经济学者，我的能力不在为疫情提供医学分析与救助，只能用微不足道的文字唤醒一些沉睡的人。那些趁火打劫的商家赚了黑心钱，面对大家的谴责和抨击只能受着，这是他们应得的。但为此背书的“经济学家”就错得离谱了。当然，你永远无法唤醒一个装睡的人。

最后，还是建议大家，在这个特殊的新年假期里，要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加强防护，减少不必要的出行。少一些往来走动的喧嚣，多一些丰富心灵的高质量阅读。